到中央青委一年多以后，李锐和中央青委的一些同志创办了在延安轰动一时的墙报《轻骑队》。凡是40年代初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不论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干部都不会忘记《轻骑队》。一个墙报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延安的“光明面”，也涉及到延安的“阴暗面”。
说到创办《轻骑队》的起因，童大林讲得最有意思：“说实在的，要光是像我这样一些初中学生就闹腾不起这个事儿来。因为我们都比较老实、听话，领导让怎么就怎么。这些大后方的大学生一来，中央青委机关立刻成了当时延安青年中文化层次最高、最活跃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省抗日青年团体的头头，能说、能写、又会组织活动。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对延安好些事情看不惯，每天晚饭后，青年们聚在窑洞前聊天儿，谈的尽是这类话题。于是有人提议：办个墙报、将这些意见写上去。大家赞成，事情就是这么定的。”
如果说，这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对于生活的艰苦以及来自敌人和战争的危险是做了比较充分的估计，那么他们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问题，却是太缺乏思想准备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延安既是革命圣地，就应是处处平等、自由、民主的典范。一旦发现现实生活并不像原来理想中那般纯洁，便感到不能容忍，便要拿起笔来，向他们看不惯的一切进行批判。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争论，这个墙报就被定名为《轻骑队》。
中央青委的几位领导相当慎重，担心出这样的墙报，万一批评得不对，会惹出事来。但青年们的热情定要保护，于是决定先出一期看看。不敢让他们贴出去，就贴在窑洞里，把中宣部部长凯丰等几位领导都请来“审查”。大概是因为第一期内容比较温和，“审查”顺利通过。皆大欢喜之际，众人决定：贴出去！
这些思想敏锐，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青年人真是敢想敢干，什么人都敢碰、什么看不惯的都敢批。李锐当然是积极分子之一。当年他发表在《轻骑队》上的文章，今天还想得起来的有两篇：一篇题目叫作《想当年》，讽刺某些老干部，没有新建树，只一味摆老资格。文中虽然没有点名，但所举的例子：“想当年我在苏联如何如何”，“想当年我与高尔基如何如何”……人们一看便知是指萧三。萧三是毛泽东一辈的革命家，著名诗人，曾任“左联”驻苏联代表。李锐等一些青年却瞧不起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几首白话诗，觉得太缺少“诗味儿”，萧三似乎一时还拿不出更如人意的诗作，言谈中只好常常“想当年”。
另一篇是李锐调到《解放日报》以后给《轻骑队》的投稿。文中批评一种对上谄媚、对下骄横的领导作风，矛头所指，是他的上司，《解放日报》三版主编。在李锐的性格中，耿直一直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无论利害关系如何，他看不惯的就要讲。
《轻骑队》批评萧军的稿子不少，带头的是许立群。青年们不喜欢他“老子天下第一”的作派，更不喜欢他动不动就以“鲁迅弟子”自居。
韦君宜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以后给《轻骑队》投稿的题目是《论师道》。文中说，老师就要比学生高明，而当时“泽东青年干校”某些教师的水平却不能令人满意。
陈企霞的长诗《丘比持之箭》，讽刺了当时延安女青年的择偶标准：“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此不嫁，40年代初去延安的青年男女比例为16：1，女青年们找对象眼睛都盯着大官儿、“大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小知识分子”就被冷落了。
《轻骑队》每两周一期，每期七八篇，稿源极为丰富。稿件都由童大林用笔抄成大字报，然后精心安排，配上各种字体的标题，再加上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的漫画，可谓图文并茂。
《轻骑队》轰动了延安，每到周末，那块矗立在延安交通要道“大砭沟”处的三四公尺见方的大木牌前便热闹非凡。其时，胡乔木已调到毛主席那里去当了秘书，但是，每期《轻骑队》一贴出，他必定专程过延河来看。
《轻骑队》的影响使胡乔木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看看。当然主席工作繁忙很难有时间过延河来看墙报，胡乔木便让童大林将每期《轻骑队》油印。主席不仅自己期期都看，还叫他的警卫员也看。他对《轻骑队》的文风尤其满意。后来他在作为整风文件之一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写道：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发展。”
“早已存在”四个字，指的就是《轻骑队》。毛泽东把《轻骑队》的文风誉为“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其评价之高，实属罕见。
主席的称赞使《轻骑队》的队员备受鼓舞。过了一阵子，胡乔木又想把它搞成铅印。管纸张的李富春一口答应，印刷这一关却被《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卡住。
博古并不反对出《轻骑队》，他对童大林说，不仅在大砭沟口，还可以在“新市场”和延安的其它几个热闹的地方多出几块。但形式只能限于墙报，搞成铅印，就容易传出去。不久前《轻骑队》上的一篇《龙生龙，凤生凤》就被国民党的一个叫做《良心话》的杂志转载，他们利用这些材料把延安说得一团糟。博古还批评《轻骑队》有“平均主义”的倾向。
既然博古不同意，铅印只能作罢。但对博古的批评在这里是需要作些注释的：
《龙生龙，凤生风》一文的作者是《中国青年》的编辑、《轻骑队》第一任主编萧平。萧平是和田家英一起从四川来的，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可惜1941年赴前线途中，因同伴枪走火不幸去世）。这是一篇相当厉害的批评稿。当时延安的牛奶极少，除供应高级干部以外，只有幼儿园才见得到。而幼儿园里牛奶数量有限，便只给高级干部的孩子喝。《龙生龙，凤生风》批评的就是这件事。
“闯了祸”的另一篇稿是《论离婚》。作者是一位少数民族干部，后经几人修改刊出。内容是批评延安某些领导同志在婚姻问题上喜新厌旧换偶频繁。据说从前线回来的某将军看了此文拍着桌子大骂：这些小资产阶级搞什么名堂！
还有一篇较有名的受到批评的批评稿讲的是高岗窑洞的窗户纸。那时延安的窑洞当然没有玻璃，窗户是用纸糊起来的。像高岗等高级干部所住窑洞的窗户纸就比较白而亮，普通干部窑洞的糊窗纸就较黑而粗。作者认为不必在如此细小的生活细节中都体现出等级差别。“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说绝非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首创，它在《轻骑队》墙报上早已频频受到指责了。
问题还不止这些。李锐发表在《轻骑队》上的文章虽没惹麻烦，可有一件事他却脱不掉干系：
那是《轻骑队》创办一周年的时候，向延安的各个单位和首长们致函，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此举收获的“赞扬”肯定比“意见”多的多，这样可以扩大影响。果然不出所料：赞扬、勉励、支持的回信像雪片似的从四面八方向这些单纯、热情的年青人飞来。已经调到《解放日报》国内部的李锐便让他的“老部下”、已是《轻骑队》第三任主编的童大林就此写一篇稿，登在《解放日报》上。童大林在文章中将回信人的名单一一列出，不知怎么就把总司令朱德和王实味的名字排在了一起。这时已是1942年的4月，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已被马列研究院批判，并被说成是“托派”，可他还是热情地给他在《野百合花》中百般“袒护”的、和他的观点多有近似的青年们回了信。
可他的热心却害苦了李锐和童大林，领导把“排名”事件看成是一个政治错误。说来也是冤枉，因为尽管马列学院里在批王实味，外面的人却并不知情。乔木责成童大林写了个“检讨”式的声明：此文“系童大林同志发出，未经编委会全体知悉”，并表示：“《轻骑队》曾检讨年来工作，认为编辑方针错误，并决定加以改变。”
其实《轻骑队》根本就没有什么编委会。
一个星期天，青年俱乐部里挤满了人，大家从《轻骑队》贴出的海报中得知，他们要作检查。整风运动已经开展了好几个月，“检查”在各单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轻骑队》影响大，所以人们对此表现出更高的关切。
会上，已经调到政治研究室的许立群以《轻骑队》第二任主编的身份，作了长篇检查。乔木让童大林将原文压缩，准备登报。
乔木将检查拿给毛主席过目，主席亲手为这篇检查加了标题：《我们的自我批评》，然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第4版）
主席的态度，使正在拼命追查《轻骑队》政治背景的康生有点泄气。
接下去，中宣部部长凯丰代表上级组织找中央青委的蒋南翔和延安市青联正、副主席章泽、童大林以及李锐、许立群等人作了两次谈话，批评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清谈，在革命如此紧张、困难的时候尽讲些饮食男女。
据童大林回忆：那是在《轻骑队》停刊一段时间以后，一天傍晚，人们在延河边散步，冯文彬把童大林叫到一边，悄悄告诉他前些日子，主席忽然问，《轻骑队》怎么不出了？冯向主席汇报了《轻骑队》在整风中的情况，主席似乎不大以为然：让他们把屁股转过来就行了嘛！
大概是这种“分寸”较难把握，或是青年们经过整风，已学会了用另一种思想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缺点，反正已经停刊而主席还想再看的《轻骑队》再也没办出来。
（摘自《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恩》李锐著，薛晓源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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